第一章 概 论
赤壁茶叶历史源远流长，茶叶的采摘、种植、制作和销售都有着极其久远的历史年华和深厚的文化积攒。赤壁，旧称蒲圻，有建置的历史达1800年，而赤壁采茶和种植茶叶的历史远远超过两千年。“茶马古道”是一条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外贸易之道，古老的赤壁是这条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之一。
赤壁在茶叶国际贸易史上展示过骄人的辉煌，在国内西域各民族的茶马交易中为促进民族团结，融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赤壁砖茶继续作为蒙、疆、藏、青等地区各民族的生活必须品，为促进各民族的团结成为重要的纽带。改革开放后，赤壁市的茶叶种植、制作、销售走向市场，为赤壁茶业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赤壁茶业必将重现昔日的辉煌！
蒲圻石城
赤壁采茶、种植茶叶的历史
(一)两汉南北朝时期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而江南又是中国茶叶的最早发源地。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在江南发现茶叶，据《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西周王朝命楚贡苞茅等方物作祭祀之用。此方物中就有茶叶称“诧”(《尚书·顾命》)。反映西周、春秋时代社会生活的《诗经》其有多处记述了茶、苦荼。荼即茶，据《说文解字》，荼·苦茶。即今之茶字。稍晚于《诗经》的《尔雅》一书载：“槚·苦茶”，晋郭璞注曰：“今呼早采为茶，晚取者为茗”(《尔雅·释木》)。秦汉时，荆、巴一带采叶作饼……欲煮茗饮，捣末置器中，以汤浇覆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广雅》)。蒲圻秦汉间属荆州南郡，三国前后分属汉昌、江夏、巴陵等郡。各史所记荆州、汉昌，江夏、巴陵之茶史，即有蒲圻。赤壁种茶与饮茶有八大例证。其一，道人于吉常游历于江南各地，并以山间果药“助军作福，医护将士”（《江表传》)。其果药者即猕猴桃与茶叶。其二，东吴士燮早年得仙人董奉密传，以奇物异果养生，于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由交州(今越南)调任武昌太守，当时武昌军政要务因赤壁一战，主要在蒲圻。士燮于此教民植茶饮茶即可明证。其三，赤壁之战时，庞统隐居赤壁金鸾山，相传植茶于此，曾请诸葛亮、周瑜、鲁肃于庵中品茶。诸葛亮取《汉书·司马迁传》中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典故赠庞统“绝甘兮少”题词。其四，以茶代酒之典。三国东吴史官韦曜(本名昭，避晋公司马昭讳更名)常来赤壁，并在赤壁留下著名的《伐乌林赋》。其人好饮茶，每宴饮必“以茶代酒”。吴主孙浩常宴饮大臣，每人以七升为限，不能饮者就会浇灌而下，唯独以韦曜另外，“或密赐茶诧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其五，《汉书地理志》称南郡、江夏、巴陵等地“川泽山林之饶、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此地民众采山为饮食，有饮茶之俗。其六，华佗是东汉末年的名医，赤壁之战前后活动于此，并为周瑜、关羽治病，他所著《食论》一书称，苦茶久食益意思。其七，赤壁出土的大量东汉至东吴青瓷器皿中有一种四系罐，据《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说这就是当时的茶具。其八，1973年在赤壁新店出土的青瓷贴花小碗乃东汉至吴之物，据六朝考察专家蒋赞初先生考证是饮茶具。这都足以说明汉代前赤壁已出现饮茶之习俗。晋代士大夫饮茶之风日盛，而江南茶叶的种植亦被极大推广。《茶书》载：“晋有刘昆、张载、陆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晋《中兴书》载，当时士大夫待客“所设惟茶果而已”。《搜神记》还记载，夏侯恺死后，其鬼“就人觅茶饮”。《神异记》载“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青牛………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葛洪是晋代道人，在赤壁雪峰山、黄葛山、葛仙山修行多年，每以草药，茶叶济人。他著的《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等书，均记载了蒲圻的玉竹、黄精、茶叶等药材。《续搜神记》载：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下，示以丛茗而去。南北朝时采茶，饮茶风更盛于前。《桐君录》载：武昌人好茗。“饮之宜人”，“亦可通夜不眠”。鲍照是刘宋时诗人，与其妹鲍令荤都喜采茶饮茗。令荤还专著《香茗赋》传世。这一时期，江南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掀起的饮茶之风，形成了特有的饮食习惯。这一饮食习惯，逐步影响到黄河流域。那里的人们知道了茶，以致有时嘲讽江南人“渴饮茗汁”、“茗饮作浆”(《封氏见闻录》)。
(二)唐代
唐代饮茶之俗，风靡全国。茶叶的采摘不仅于山间野茶，还出现了成片的茶园，“长江中游的茶业在唐代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得助于当时迅速兴起的饮茶之风”(《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据《唐书·食货志》记载：茶叶种植与市场在长江中游出现湖北、湖南、江西三大区域,其中湖北区有：荆州、峡州、襄州、蕲州、安州、黄州、鄂州。当时蒲圻属鄂州。而湖南区的岳州亦是重要的茶种植与销售市场，蒲圻夹在鄂州与岳州之间，双方距离均百公里左右，这给当时蒲圻茶叶种植与销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故《全唐文》、《太平寰宇记》等书称：鄂州蒲圻、唐年(唐代将蒲圻南划出，另设一县曰唐年，即今崇阳县、通城县)诸县，其民“唯以植茶为业”，这种以茶为主的种植结构使得鄂州、岳州成为茶叶生产、集散的重要区域。专业茶农的大量出现，还使唐代户藉中出现了“茶户”、“园户”。(《唐书·食货志》)。唐代《茶谱》一书还载：鄂州之东南蒲圻、唐年县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痛。如今羊楼洞松峰山上一株千年老茶树，相传植于唐太和年间(公元827年前后)这是现存植物标本，它见证了唐代赤壁茶叶种植的辉煌。
唐代，因茶业的极大发展，茶文化应运而生，陆羽《茶经》的问世。及《茶辑》、《茶谱》、《膳夫经手录》、《封氏见闻录》和《全唐诗》中的大量咏茶诗等异彩纷呈，官方正史《唐国史》、《唐国史补》、《全唐文》无一不载茶叶。
《神仙传》、《续搜神记》作者葛洪与陶潜
(三)宋代
宋代茶叶出口较之唐代可谓翻了几倍，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的种植。当时赤壁属荆湖北路鄂州江夏郡。《宋史·地理志》称：“岳、鄂处江湖之都会，全、邵屯兵，以扼蛮獠，大率有材木，茗诧之饶，金铁羽毛之利，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文中的“茗诧之饶”即是说茶叶十分丰饶，而且给国家赋税也比较多。宋代定“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国家确定产量，上交数量。所择要会之地，荆湖北路即有鄂州、岳州，定产247万余斤。在品种上确定片茶、散茶二种。片茶蒸造，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散茶主要出产淮南、江南、荆湖(赤壁属荆湖北路)品种有龙溪、雨前、雨后共十一等(《宋史·食货志》)。朝廷设置茶盐使专管茶叶、盐业，一时出现“茶无滞积，岁课增588000余贯。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全国户口10296965户，丁26205441人，有三分之一的人从事茶业，仅茶叶一项之税收增至210万缗。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仁宗皇帝下诏称：“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因此宣布解除茶禁，即民间可自行贸易。这无疑又进一步刺激了茶叶的生产。据《蒲圻县志》载：宋时城北七里冲因植茶故又名曰茗山。我们可想而知，当时蒲圻夹在鄂州、岳州两大茶叶集散市场之间，且又有驿道通行南北，加上长江黄金水道，其茶叶生产规模一定远胜周边其他县。
唐陆羽所著《茶经》
(四)元明时期
元代，中央帝国的版图扩至西亚、欧州，茶叶的需求极大增长，但其立国八十年，前后有三十余年处于战乱，茶叶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据《元史·食货志》记载，江西、湖广(蒲圻属湖广行省)两行省茶叶年纳税银25万锭。当时的湖广行省地域为今之两湖、两广、安南(越南)，所以它的税银远不及宋代的荆湖北路。
明代，赤壁属湖北省武昌府。强大的明帝国，威服四夷，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织造、茶盐、瓷器形成工场化生产。全国形成了三十个物资集散的大城市，蒲圻仍居于汉口与岳州两大城市之间。由于蒲圻羊楼洞出现较具规模的制茶业，不仅促进了当地的茶叶种植，还促进了周边县的茶叶种植，当时周边出现成群结队的“肩客”，他们肩挑背扛，将各地茶叶运往羊楼洞，交作坊进行了制作。明代赤壁市种茶业主要在陆水河之南，以茶庵岭至羊楼司居多，故出现“茶庵岭”一名(《蒲圻地名志》)。明《湖广总志》及《湖北通志》、《蒲圻县志》还载羊楼洞，距县六十里，产茶。据《蒲圻县志》载：明末全县上解税收1447两，其中仅茶叶零售税银40两，茶引税18两，占总税收的4％，如果将茶园、制茶及相关产业统计在内，其税收超过50％。《蒲圻县志》载：当时有一首《莼川竹枝词》可见采茶盛况：
三月春风剪嫩芽，村中少妇解当家。
残灯未掩黄梁熟，枕畔呼郎起采茶。
鄂南古镇羊楼洞风貌
(五）清代
清代赤壁茶业发展到了又一高峰。道光年间，朝廷在蒲圻搞茶工商试点(故宫清代档案)，茶叶种植、制作、销售一条龙。晋商大盛魁在羊楼洞设天顺长、兴隆茂、“三玉川”等分公司，其他晋商还有大德生、大昌川、大德常等二十余家。商粤开设有兴太、源太、百昌等厂十一家。他们在羊楼洞开设茶厂，压制砖茶。咸丰、同治年间，外国资本进入本县，俄、德、日等国商人竞相在羊楼洞开设茶厂，其中俄商兴办了阜昌、顺丰、新泰等厂，年产砖茶3万担(1担=50公斤)。
清代，赤壁市创造了一批世界级的茶叶品牌。清末道光、咸丰年间，先后有俄、德、日等外商洋行和汉口、镇江、天津、广州等地商人纷纷来赤壁羊楼洞设茶庄收购制作砖茶、红茶，争相外销。
(六)民国时期
民国初年，赤壁制茶业仍较发达，俄、英、德、日等国洋商仍设庄制茶，本国商人也争相在羊楼洞建砖茶厂。商人陈夔龙建振利茶砖总公司，拥有资本60万两白银。民国6年(1917年)，俄商阜昌、顺丰、新泰接该国命令关闭，但仍就地经营，兴办制茶业，每年除自制砖茶8万多担外，还兼代他人制造，年获盈余颇丰。后因苏联列茶叶为消耗品，限制输入，俄商砖茶厂才结束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红茶在国际市场滞销，各茶庄相继改制老茶，当时羊楼洞茶庄几乎全为山西商人经营，每个茶庄资本有数十万元至百万元（银元）。老茶庄有18家，年产砖茶18万余箱，约合750万公斤。民国17—22年，羊楼洞输出的砖茶平均每年17．3万余担，年总产值398．7万元。
川牌砖茶
当时各茶厂均使用旧式压榨机制造茶砖。民国23年资本较大的长盛川、义兴等砖茶厂改用锅炉气压机及火汀装置，但多数厂家仍用旧式机械维持生产，因而竞争力落后。义兴砖茶厂用上368千瓦动力机后，年制砖茶8000箱，43万公斤。民国23年后，外商逐渐离去，所设茶庄仅剩5家，砖茶年产201万担。继之而起的是本县人合资经营的“包茶庄”，所产砖茶主销汉口忠信昌茶栈转出口。
抗日战争时期，羊楼洞茶庄、茶厂相继倒闭，茶叶产量锐减，每年仅维持在5—8万担之间。抗战胜利后，民国36年，也仅产红砖茶2000箱。民国37年，鄂南茶厂2月份开始压制砖茶，日产100余箱。是年5月统计，本县有茶厂10家，其中羊楼洞6家，资本共350万元，各厂平均日产茶砖4000块。羊楼司有茶厂4家，资本共180万元，各厂平均日产茶砖3500块。到了7月，羊楼洞制茶业处于瘫痪状态，复兴公司羊楼洞茶厂仅产茶300余包，义兴、聚兴顺两家均不过200包。
赤壁民国时期几个年度砖茶产量是：民国5年22万担，21年20万担，26年5．97万担，30年4．5万担，36年8万担。
新中国成立后，赤壁市茶业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2009年，茶叶种植面积达到6．1万亩，茶叶总产量达到1.2万吨，其中名优茶产量1835吨，茶叶总产值达到1.2亿元。黑茶（砖茶）文化沉积雄厚仍居全省第一。
赤壁，茶马古道上的一个起点
茶马古道，是古代茶马交易之道，亦是茶叶运输的马帮之道。西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旨出使西域，几经磨难，到达大月氏，在大夏发现川产筇竹和木棉布，经详细询问，知道有一条从云贵川康通往身毒（印度）通商之道（《史记·司马骞传》），便是昔日的两条丝绸之路。其后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于王庭，迫其远遁大漠，进一步扫清了通往西域的障碍。汉武帝经略西南，打开通往身毒商旅古道，加速了中西文明的交流、融和。这两条古道，由丝绸出口发展到唐宋的“茶马交易”。在丝绸出口和茶马交易中，赤壁始终是鄂州、．岳州两大市场口岸的一个源头。特别是唐宋以来赤壁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一个源头和起点，为国内贸易和中西贸易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唐代西北、西南茶叶贸易
唐初的贞观之治，国力空前强盛，随之而来的是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突厥势力则由盛而衰，唐帝国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设安西都护府，唐对西亚及欧洲的贸易通道畅通无阻，日益繁荣。西藏由于吐蕃王朝的崛起，文成公主入藏，南亚、西亚对茶叶的大量需求，从云、贵、川、康进入南亚印度诸国的古道更加显示了它往日的喧嚣，因而形成了两条陆上的商贸之路。另从汉武帝时起还有一条海上贸易之路，从交州日南郡(今越南胡志明市)起至天竺乃至南亚诸国，本文不予涉及。从唐代起陆上这两条丝绸之路，同时又是两条茶马古道。又因茶叶参与边贸使“远近商贾齐汇货入，贸羊马”、“或市其羊马”(《旧唐书·西戎传》)。《茶经》的问世，使天下“益知饮茶”，以致“尚茶成风”。饮茶始而江南，推之北方，继而边境及国外。《新唐书·陆羽传》载“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封氏见闻录》亦记述茶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唐国史补》亦载：“吐蕃赞普曾向唐使展示其拥有的各种内地名茶。当时名茶亦被皇帝赐与各国遣唐使节及外国国王。据《唐书》记载唐代出口茶叶的主要产区是湖北、湖南、江西，其中江南道湖北区有鄂州。当时鄂州辖江夏、永兴、武昌、蒲圻、唐年、汉阳、汉川七县，而产茶主要是蒲圻、唐年、江夏。江南道岳州是湖南区产茶地之一，辖巴陵、华容、桥江，湘阴、昌江五县。加上江西区的江州，洪州等地，实际上其产茶地是今天的湘、鄂、赣连接区域。赤壁在这一区域中的位置是非常明显的。《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全国确定榷茶州县主要集中在两川、荆湘、福建、浙东等地。这些地方茶定为榷茶后，茶叶由国家统一收购，出口统一征税，凡出口茶，由国家发券，各地凭券将茶叶运到主要口岸、参与国家的茶马交易，当时鄂州有蒲圻、唐年、江夏可凭券将茶叶进入国家茶马市场。据《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介绍，湘、鄂、赣三大茶区生产的茶叶除片茶外，还生产贡茶，即优质茶上贡朝廷支用。
茶马古道上的天山
晚唐时期，榷茶制度遭到破坏，商人纷纷“渡江博茶” (《全唐文》)。所谓“博茶”就是每到旺茶季节，各地商人自行到江州、鄂州、岳州收购茶叶，所收购茶叶则通过长江各口岸运输出境，而长江中游地区就有江州(九江)，鄂州(夏口)岳州(巴陵)三大口岸。蒲圻石头口赤壁矶此时也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商阜码头，与城陵矶、夏口矶并称三大阜头。当时很多人慕名来到赤壁，主要有杜佑、李吉甫、李白、杜甫、杜牧、崔涂、窦参、孙元晏、胡曾、戴叔伦等。他们小住石头口，寻觅古战场，品尝江南名茶。赤壁矶之所以在唐代形成商阜码头，这与当时商人渡江博茶不无关系。
(二）宋代茶马互市
《蒲圻志》载：宋景德年间，蒲圻大批茶叶销往西域各族，从事茶马交易。《宋史·兵志》记载，宋初，朝廷确认茶马市场有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河东路主销蒙古及东亚，陕西路则出敦煌进入西亚，川峡路就是经云贵川康进入吐蕃、天竺和南亚诸国。熙宁中，朝廷设茶马官员，八年（公元1075年）诏称“卖茶买马，同为一事，准同提举买马（《宋史·兵志》）。宋承唐“榷茶之制，择要会之地”，其中有荆湖路鄂州、岳州（《宋史·食货志》）。国家规定茶叶主要品种有两类，“曰茶片，曰散茶。片茶蒸造贯卷模中串之”，并用竹编贮存“最为清洁”。这种茶主要是“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其二为散茶，有雨前，雨后等十一类。这些茶的产区有岳、鄂等州（《宋史·食货志》）。国家并规定出境参与“茶马交易”之茶凭券，各地茶商凭券出境。乾兴年间，西北兵费不足，朝廷竟赏以茶给券，使之自行易马。市场竞争使榷茶无法独霸天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朝廷罢禁茶，行通商之法，允许民间交易，但“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仍旧禁榷官卖”(《宋史·食货志》)，其中就包括了鄂州。这说明此七路(赤壁在内)，茶仍由国家重点掌握参与各场“茶马交易”。据统计，自淳熙以来，以茶市马12994匹。可是到了北宋末年，因政治腐败，“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武备不修，遂致危弱如此’’(《宋史·食货志》)，终至屡败于金，丢了半壁江山。南宋统治者继续推行以茶易花石纲，重用主和派，排斥武将，最后亡于元。
(三)元明茶叶贸易
元朝中央政府统辖金帐汗国、伊利汗国、窝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将欧、亚两大洲并入元朝版图，茶叶需求量大增。元代朝廷确认江西、湖广两行省茶叶参与对四大汗国贸易，朝廷发给茶引便于商贩商人凭引进行茶叶贸易，每引国家收税银12．5两(《元史·食货志》)，赤壁属湖广，亦为茶叶出口产地之一。元代江南茶税为国家主要财政收入，至元十四年江南茶税银6600锭，十八年增至24000锭；二十三年增至4万锭，使茶农苦不堪言，二十六年罢江南茶课。大元元年复增江南茶课三千锭，皇庆二年“更定江南茶法，又增至192866锭。茶农无法生产纷纷毁茶园而易其他。天历二年朝廷终罢茶课。
明代，茶叶生产采取轻赋税，扩大出口，以此刺激茶叶生产，特别是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每次所带货物主要是茶叶、瓷器、铁器、农具、丝绸等，这条海上贸易之路远非昔日可比(《明史郑和传》)。陆路仍为茶马古道进行茶马互市。《明史·食货志》载：“番人嗜乳酷，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朝廷设“茶马司”进行贸易，并“设茶局征其税”。朝廷确定边茶生产基地，“江南给引(出口券)贩买法公私两便(《明史·食货志》)。国家初确定茶180斤市马一匹，“茶课由马给之”。这例似于今天的关税，后来逐步降至茶120斤市好马一匹，茶50斤市马驹一匹。当时边茶生产基地湖广主要是鄂州武昌府，蒲圻在明代属武昌府，明代赤壁是一个非常重要经济和军事重地，又是交通枢纽，驿道自东向西纵贯全境。中途设官塘驿、凤山驿、港口驿三处驿站，又设羊楼洞巡检司、石头口巡检司和港口巡检司。朝廷设巡检司主要职责是检查盐茶。而赤壁不是盐产地，巡检司主要是因茶市而设，据此又可推知明代赤壁茶叶生产和外销规模很大。元朝灭亡后，蒙古分为三部，接受朝廷封赏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蒙古草原上的人们因肉食和乳酪，只有茶叶才能助其消化，因此茶叶成为其生活的必须品，朝廷给予大量的茶叶供应。朝廷在蒙古开设“通贡”和“马市”，满足其对茶叶的需求。明末，蒙古各部向朝廷虚报冒领、自行出口使朝廷补贴成为巨大的财政开支。俄罗斯人直接进入中国北海（今俄罗斯贝尔加湖）地区进行博茶。沙俄势力在西北利亚尝到甜头，进一步东扩，贸易和军事并用，侵占了北亚的大片土地。而礼仪之帮的大明，曾以三四万海军下西洋进行贸易，军队只用护航和打击海盗，没有占领亚、非一寸土地。
(四)清代，赤壁羊楼洞因茶而一跃为国际名镇
赤壁茶业兴衰有两大因素，其一是政治气候，即朝廷给发展方略，其二是凭借南北两大出口口岸，即武昌和岳州。清代，汉口逐惭取代武昌而形成重要口岸，赤壁茶叶出口很大部分则通过汉口销往世界各地。
自明末以来，赤壁茶主要销往俄罗斯。
晋商在蒲圻羊楼洞及湖南等地将茶叶压制成茶饼、茶砖运到汉口，装船溯汉水入襄樊唐白河口岸，换骡马驮运，北出河南社旗，经洛阳过黄河，走山西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运抵河北张家口(少数抵呼和浩特)，改由驼队运往库伦(今之蒙古国乌兰巴托)，再换牛车走150公里抵当时中俄边境商埠恰克图，全长3000多公里，行程三个月。
俄国客商所在的布里亚特正好位于中国蒙古和贝加尔湖之间，恰克图就在其境内。19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俄方在此筑市场，中方在对应处筑“买卖城” (今之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恰克图成为当时欧洲与俄国的茶叶批销中心。茶叶之路由此向西延至布里亚特首府乌兰乌德和西伯利亚最大城市伊尔库茨克，经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秋明、叶卡捷琳堡、彼尔姆、柯斯特洛马、雅罗斯拉夫终抵莫斯科。
中国和欧洲藉这条商道交换着物质和文明，马克思在《俄国人和中国人》中就论及这条商道上的交易。以发现普氏野马和发起罗布泊位置之争而闻名的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克图经库伦、卡尔干到北京。他写道：“在整个库伦城和蒙古，流通最广的等价交换物是砖茶，常被分割成小块用于交易，一只羊合12到15块砖茶，一峰骆驼合120块——150块，一只中国烟斗值2到5块。老百姓常常背上一口袋砖茶甚至于拉一整车上集市交易购物，卢布与中国银两都不及砖茶。”他说，张家口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在当年有20万箱(每箱48公斤)。 “位于扬子江下游的汉口周围的种植园是这些茶叶的主要产地”。
内蒙古作家邓九刚以归化(今呼和浩特)为中心写了《茶叶之路》，刘晓航说他的《茶叶之路》将以汉口为中心与邓氏所写相衔接。
要说明的是，这条“茶叶之路”即是“茶马古道”的另一表述。赤壁是“汉口茶”的种植基地和制茶基地，新编《武汉市志》清楚地记述了这一历史的发展。
1861年汉口开埠，英商、俄商及法德日美商人蜂拥至鄂南直接收购茶叶运往汉口，甩开晋商的中间环节。汉口成为湘鄂豫皖赣诸省的茶市中心。据《武汉市志》：50年内，汉口每年出口茶叶80万担(一担约合40公斤)，最高达百万担，占全国茶叶出口的四至六成，茶叶成为中国输出，俄国输入的最大宗货物之一。羊楼洞茶庄近百家，其中几十家为外商所开。钱庄也应运而生。镇上常住人口达4万。现在庙前街、观音街仍保存明清时老街风貌，依稀透着昔日的繁华。英俄茶商仿晋商用老茶叶蒸煮压制成黑砖茶，后又用上等茶叶压制成“米砖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美军人需要细红茶，羊楼洞又生产红茶，以柳条箱贮存运往国外。
羊楼洞用观音泉和三条小溪的水制茶，三条小溪形似川，当时就出现过“长盛川”、“巨盛川”、“三玉川”等“川”字号茶。今天的赵李桥茶厂其实是建在由4公里之遥的羊楼洞搬迁到赵李桥镇上的，我们看到流水线上，压茶机正将砖头大的褐色茶砖压上“川”字，这是羊楼洞的标志。
1863年起，俄国人在汉口江边先后兴建起顺丰、新秦、阜昌三大机器制茶厂，将羊楼洞等地收购来的茶叶加工成砖茶和红茶。当年普尔热瓦尔斯基抵张家口后，款待他的正是几个在汉口开茶厂的俄国代理商。这是汉口第一批近代工厂。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茶叶从海参崴装火车，茶叶之路全线废弃。
但赤壁的砖茶经同这条茶马古道上的新线销往蒙古、俄罗斯和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哈萨克、塔吉克斯坦等国从来未曾间断，一直持续到1938年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蒲圻为止。
唐宋至明清五朝，赫赫有名的洞茶在千年茶马古道上传递文化、传递友谊，赤壁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世纪初，晋商、粤商携带赤壁砖茶几乎主宰了世界茶叶贸易，直至苏伊士运河开放，便宜的水路运输沉重打击了洞茶的陆路运输。但洞茶这一千年老字号品牌并没有在国际市场中消失，它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博弈全球，并将重现历史风姿！
赤壁茶与茶马古道的形成
我们说赤壁茶有着二千多年的历史，赤壁又是茶马古道的一个起点，这些都是有充分的地方文献、实物依据的。
(一)地理条件
赤壁市地理划分具有六山二水二分田，山地达一半以上，土壤以江南红壤为主，适于茶叶生长，几乎所有的山上都有野生茶叶，同时还生长矮脚茶和山茶。现存于羊楼洞松峰山上的一株人工种植的老茶树，距今已有1180年历史。赤壁自宋以来设有四镇六市，四镇为鲍口(赤壁城区)、官塘驿、赵李桥、汀泗桥。六市：羊楼洞、新店、石头口、黄龙、神山、泉口。四镇六市主要是茶叶、楠竹、苎麻等物资集散地，依傍在一条驿道和三条水系。赵李桥、鲍口、官塘驿，汀泗桥全在一条驿道上，又居潘水，陆水、泗水的中心部位，其他六市全部在黄盖湖、陆水、西梁湖三条水系上，这给茶叶等物资运输提供便利。羊楼洞和新店同属黄盖湖水系，经潘河而出长江，现存的羊楼洞，新店明清古街道是昔日的主要茶市。潘河涨水季节，茶叶可直接在赵李桥或港口装运，两处均距羊楼洞2公里。枯水季节必须在新店起运，故如今新店石板古街上留下了三寸宽的独轮车车辙印迹。据《武汉晚报》2002年4月21日《古道觅踪》一文介绍：当年清明节，有三位俄罗斯人寻觅“茶马古道”来到羊楼洞，找到了当年汉口茶的真正种植和生产基地。明末清初，羊楼洞人口达到4万人，茶厂、商阜、钱庄300余家，直到清末还有小汉口之称。赵李桥镇北面10多公里远有新店镇，也保存有两三条明清老街，一律青石板路，两边店铺住宅均是木结构，中有石砌天井。街外侧是蟠河，昔日羊楼洞的茶叶在河边泥湾码头上船，顺河运往黄盖湖。再入长江运到汉口。码头上方有个清真寺，已存100多年了；一户姓定的回族人家守着它。
(二)文献记述
本文前面已引证了大量历史文献，叙述了赤壁茶与茶马古道的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史稿·食货志》更为清楚的记述了历史上“蒲圻茶叶贮边易马”的历史地位，并记载：“湖北蒲圻、崇阳、通城等七县”由国家将茶引直接发给种茶园户，凭引销往边疆，并称蒲圻红茶、绿茶多销欧美。《清史稿·食货志》还载蒲圻茶叶经张家口销往鄂尔多斯部落，山西商人在两湖贩茶销新疆南北路；又湖北茶经云、贵、川、康销西藏、印度及南亚。明清两朝蒲圻茶业在《湖北通志》、 《蒲圻县志》等地方文献中均有类似记述，本文不予重复。但《蒲圻县志》所载有几处需要一提：
其一，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签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这首诗一是说蒲圻是茶乡，茶乡人以茶为生。二是说砖茶。这种砖茶有西商监制，西商即山西商人和外商，清代乾隆，道光年间有俄、德等国商人投资办厂，但经营的老板主要晋商。三是说制茶地点“芙蓉山”。羊楼洞的芙蓉山，亦称松峰山。
其二，赤壁人唐宋至清代“生涯强半在西川”。在西川(即四川)经营茶叶买卖的赤壁人不在少数，特别是在“花如许”的锦官城(成都)里，很少回家，不知“误了多少春闺怨妇”。这是当年赤壁人常年奔波在茶马古道上的真实写照。
其三，“谋生及四川”与“还上洞庭船”。这里“谋生”及“四川”与前意同，而“还上洞庭船”即是说赤壁茶商将茶叶水运至洞庭湖，再溯江西上入川，给茶马古道不断补充货源。
其四，蒲圻税收“桑麻全不税，山泽半于田”，山产茶叶和楠竹是主要税课来源，竟与田里的稻麦等作物相等。因何桑麻不税，这有个传说：明嘉靖年间廖道南回乡省亲，无以报乡亲，就用蜜糖在金殿外写了“蒲圻桑麻不税”几个大字，被蚂蚁爬上去了，皇帝见了，口念几字，廖道南忙跪在地下“谢主隆恩”就这样给蒲圻免了桑麻税。
其五，明清两朝蒲圻文人在其诗赋中写采茶制茶，卖茶饮茶者有廖道南、廖汉、魏方复、谢允璜、李标、张开东、周顺倜等20余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赤壁茶业兴衰。据《新溪景物志》记载，羊楼洞茶叶经新店出江情景，称“夏汛来时，则外江舟楫，如贯而入，沿阜舷艄相错，桅樯林立，夏口、岳州货轮亦鼓浪来港，吞吐食货。埠头牙行，茶肆，商贾云集，装卸吆喝，甚嚣尘上，企踵桥头，俨然一幅《清明上河图》映于眼底也”，《影廊主人文集》上说：“清末海禁开后，各地通商口岸商业趋向繁荣，汉口商会成立后，蒲临(湖南临湘)二邑相继成立商会，管理茶务出口”。新店《余氏族谱》载“新店有水运之便，有羊楼洞砖茶赖以转运之物，鄂之蒲、崇、通，湘之平江，赣之修水之土产与外江来货，均以此为聚散地”。这些地方文献均足以证明赤壁茶叶与茶马古道之关系。
(三)出土文物
出土文物证明赤壁茶与茶马古道者有以下几件：
其一，东汉至东吴的青瓷四耳罐，据1990年8月2日《中国文物报》称“此为贮茶器物。
其二，贴花青瓷茶碗，出土于新店，为东吴至六朝时期士大夫饮茶具。茶水泡入，贴花闪灼飘浮，精美致极。
其三，东汉广寒镜。《蒲圻文艺志》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赤壁石头口诊所蔡继番在南屏山下掘墓所得上铸“广寒西蜀，熹平六年”(公元177年)铭文。此镜产于四川，而进入赤壁，很可能是茶马古道上贸易之物。
其四，蜀汉直铢五百铜币。此钱铸于三国蜀汉，而出土于赤壁，亦可能为茶马古道上流通的货币。
其五，据《南史·宋书·符瑞志》载，孝武大明七年(公元463年)六月，蒲圻出独足铜路鼓一件。此物每行一里，有铜人自动击鼓，是一种记算里程的工具。它很可能更多为茶马古道上的商旅所使用。
其六，宋代碧绿茶碗。此碗在新店至泉口均有出土，可见宋代饮茶之俗已深入民间。
其七，赤壁出土秦半两、汉五铢、东吴大泉当千、大泉五百、唐开元通宝、宋绍圣通宝、崇宁重宝、熙宁元宝直至明清铜钱数以千计，并出土有晋国布币，蜀汉的直铢，西夏“凤翔元宝”等钱币，这是茶叶等商品流通的依据。
宋代茶碗（赤壁出土）
赤壁，古代作为“南楚巨县”（《唐岳县记》），经济上，特别是茶业有过历史的辉煌。我们探讨赤壁茶与茶马古道之关系，这对于今天以此为借鉴认识赤壁、开发赤壁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我们期待着赤壁市新的茶叶经济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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