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在上海兴业路拍摄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兴业路，是具有20世纪20年代上海民居风格的石库门楼房。纪念馆内有出席一大会议代表的蜡像，以及建党时的珍贵文物、文献等数百件展品，会议室家具均按原样仿制。新华社发（郭长耀 摄）
新华网北京６月３０日电 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１９２１年－２０１１年，当中国共产党迎来９０华诞，中华民族的发展经历了怎样浩大与壮丽的历史空间？！
９０年前，军阀混战，列强肆虐，古老的中国身处苦难的深渊。上海法租界内１３位中国革命者的秘密会议，犹如闪烁的启明星，点亮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希望。
９０年后，大国崛起，拥抱世界，走过９０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如参天大树，根深叶茂，生机勃发。１３亿中国人簇拥在镰刀锤头图案的光辉旗帜下，踏上新的征程。
时间是一条驶向未来的船。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扬帆奋进，奔向新的地平线！
彪炳千秋的历史丰碑——９０年，从救亡图存到强国富民，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为“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不懈奋斗
２０１１年，清明节，上海龙华烈士陵园。８３岁的恽希仲抚摸着父亲恽代英墓碑上的名字和照片。
父亲牺牲时，恽希仲只有两岁。
生命最后时刻，３６岁的恽代英面对行刑队的长枪，巍然挺立，拒不下跪。
那是中国人只能跪着求生的年代。有多少中国人想努力改变这种屈辱的生存，却壮志难酬。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是起草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印着这些文字的纸张已经发黄，如今静静躺在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里。但这行字，当年写在历史黑暗的天幕上，如惊雷滚滚，风云激荡。
父亲牺牲１２年后，恽希仲和家人徒步８个月来到延安。
生前，恽代英始终在憧憬一个新的中国，他说：“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他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恽代英当初给儿子取名“希仲”，希望儿子成年后有管仲之才，为新的中国努力奋斗。可他没有看到儿子长大成才，并成为新中国的无线电通讯专家。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恽代英牺牲８０周年之际，苍颜白发的儿子站在永远年轻的父亲墓前，深情地告诉他，今日中国，足以告慰您经受的苦难与牺牲。
“丹心纵死还如铁，碧血长埋未化磷”。９０年来，中国共产党为着“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创造了光辉业绩，作出了巨大贡献。
历史选择的地点，总是意味深长。
距上海１０８公里，就是嘉兴南湖。
这是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那艘改变了中国命运的红船近旁，就是著名的烟雨楼——１７５１年至１７８４年，乾隆六巡江南，八次登临烟雨楼。
那时的中国——１８０１年，人口达到３亿，占世界人口的３５．５％；１８２０年，ＧＤＰ占世界总量的２８．７％，同今天美国占世界的比重相当……
然而，就在这位皇帝悠游山水之际，他所统治的看似强盛的大清帝国，却因为闭关锁国痛失历史机遇，潜伏着衰落的危机。
１７８２年，英国人瓦特制成改良蒸汽机，开启了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
康乾盛世后，中国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的近百年时间里，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一次次侵略战争，侵占中国领土上百万平方公里，一次更甚一次的巨额赔款更是榨尽了中国。
在被八国联军占领首都、阅兵紫禁城的奇耻大辱中，中国迎来了２０世纪。
历史向２０世纪的中国提出两个重大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然而，古老中国已如朽木，要什么样的霹雳雷火，才能唤来甘霖、催发新芽？
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面对深重的民族危难，一代代中国人一次次奋起抗争。一个梦想覆盖所有主题，这就是创建“新的中国”。
“救中国的贫弱，使全国人民同享安乐的幸福，不再作列强侵略的俎上肉。”辛亥革命翌年，解除了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乘丝网船游览嘉兴南湖，登上烟雨楼，并在嘉兴发表长篇演讲。听众云集，热泪盈眶。
孙中山逝世时，带着无尽遗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两个月后，爆发了列强逞凶的“五卅事件”——孙中山耗尽一生创立的民国政府尽管号称了“共和”，却未能让中国赢得比清政府更多的尊严……
二十世纪，风云际会，虽然阴霾沉沉，可改造旧中国的梦想，始终在无数志士仁人心中涌动。
孙中山离开南湖９年后，在一艘丝网船上，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共同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这艘船从此被赋予了历史的使命，征服惊涛骇浪，冲破时代迷雾，驰向新纪元。
多少奋斗，多少牺牲，万千劫难，百折不回，终于迎来了那翻天覆地的伟大时刻。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欢声雷动中开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宋庆龄凝视着广场上的孙中山画像，心潮澎湃：“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巍巍丰碑，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个人口占人类四分之一的大国，从此独立自主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当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这样想像“新中国”的壮盛繁荣：“中国维新成功，诸友邦均遣使前来庆贺。”想像力超人的梁启超没有想到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手中诞生。令梁启超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梁思成、儿媳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的老师们，集体创作了新中国的国徽。
国徽设计任务完成后，设计者每人获得８００斤小米的奖励。他们把这笔奖励全部捐给了抗美援朝前线，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还有谁能比饱受屈辱的人更渴盼尊严？！还有谁能比屡遭蹂躏的民族更渴盼挺直脊梁？！
中国共产党用２８年时间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梦想，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如何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梦想？
在连火柴都被叫作“洋火”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那是另一种浴血冲锋——
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１９４９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２７美元，不及印度的一半，仅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在经济最发达的上海，一万多家私营工厂中，能够开工的仅有四分之一……
“共产党政权维持不了三个月”——国民党当局如此叫嚣；
“共产党军事打１００分，经济是０分”——上海的资本家如此断言；
“中国人口太多，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因为解决不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而垮台。国民党如此，共产党最终也将如此”——美国国务院如此妄言……
质疑与嘲讽，都被风吹雨打去。
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豪迈誓言。
在全面恢复经济到大规模工业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气概，实现一个个突破，填补了一项项空白，撑起年轻共和国的脊梁——
１９５６年７月，第一批解放牌汽车出厂，结束了中国“一辆汽车也不能造”的历史；１９６３年，大庆油田建成，中国甩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实现了石油基本自给；１９６４年１０月，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东方巨响”震惊世界。
“在几亿人口的农业大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变革。由此建起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的经验和启示，为以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长远的基础。”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
然而，“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并没有成熟的模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之路充满了艰辛、曲折，也出现过失误。
“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国巨变的种子是在１９７８年种下的，那是３０年中央计划经济与３０年追赶西方之间的关键转折点。”美联社报道中的这颗“种子”，正是中国共产党把握世界潮流作出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
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
巨变的种子产生了裂变效应。
对于这一巨变，历史老人作出了如此注解：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经济以近１０％的年均增速快速发展，这在中外经济发展历史上绝无仅有。在２０１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之际，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
２１世纪前后的十余年间，中国人百年前萌生的梦想相继实现：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１９９９年，澳门回归；２００８年，百年奥运梦圆；２０１０年，百年世博梦圆。
一个甲子，中国走过资本主义国家３００年的工业化道路。东方大国，崛起于世界东方。
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在对中国２０多个省份４０多个城市进行调研后写道，在人类的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人口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过上这样水准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与他们漫长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代相比，中国人都更开心、更自由、更有创造活力。
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这一命题以来，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一以贯之地紧紧抓住和体现这个主题，薪火相传、接力推进。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９０年前，梁启超撰文纪念辛亥革命：“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但是，历史证明，中国最伟大的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的——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华大地“换了人间”。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功业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９０年，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结合，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１９４９年，有美国学者预言：“中共的胜利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历史证明：这是笑谈。
１９８９年，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抛出“历史终结论”，作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的预言。２０年后，福山“终结”了自己曾经的结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１９９５年，美国《财富》杂志预言：“香港回归后，未来赤裸裸的真相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完蛋。”１２年后，《财富》杂志主动认错——“这座城市比以前更繁荣——好吧，好吧，我们错了……”
一个又一个的预言破灭之后，更增加了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好奇——
当今世界存在４０００多个政党组织，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走马灯似的政党轮替让人眼花缭乱。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弱到强，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而且能够长期执掌政权，坚如磐石？
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回望，一个启示如此清晰：
用科学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回答和解决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１９１１年春天，一位在长沙中学读书的１８岁湖南青年，在学校墙上张贴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蓝图：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这位湖南青年就是日后成为中国领袖的毛泽东。这一年十月，为响应辛亥革命，毛泽东到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列兵。
随着时代的进步，毛泽东的观念随后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９２０年，《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首印１０００册。
此书甫一出版，毛泽东就将它奉为至宝。十几年后，他与外国记者谈话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的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五四运动前后，新生的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１９１９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就有２８１个。同样抱着救国救民的梦想，为什么它们最终大多自生自灭，唯独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迈向复兴？
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走出漫漫黑夜的“航标灯”。
上世纪，世界上有１０多个共产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同年建党。如今９０年过去，为什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
答案复杂却也简单：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同时代特征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好比种子，开花结果离不开现实的土壤——本国国情。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选择独立领导武装革命，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１９２８年，井冈山，条件艰苦，强敌环伺。但毛泽东充满自信：“２０年后，革命一定能够胜利！”
这是自信而科学的预言。
共产国际一度包办中国革命，加之党的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等力挽狂澜，拯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后逐步走向成熟。
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第一次明确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回答了中国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如何进行这一革命、革命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将成为一个共产党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星期六晚邮报》上作出如此预言。
这是一个成功的预言。从最初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地探索“自己的路”。
中国共产党的探索之路充满荆棘，既取得辉煌成就，也有过严重失误，付出了惨重代价。
但是，因为不断追求真理，及时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立于不败之地。
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到十年“文革”的惨痛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１９７９年元旦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时代的形象”。文中惊叹：“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距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仅３７天，距离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之后仅２７天，邓小平访美。
历史是扇门，推开就有阳光。邓小平以巨人之手，推开了历经沧桑的中国大门。
巨变在珠三角南部一个名叫“宝安”的地方开始，此地后来改名为“深圳”——广东人喜欢水，认为有水可以生财。朴素的梦想就这么嵌入了伟大的时代。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
恢宏的历史，往往浓缩于一个个细节之中，犹如时代的“年轮”。
深圳市布吉镇南岭村，８００余村民，参与和见证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编年史。
这曾经是一个因为穷困潦倒而被称为“鸭屎围”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１００元，集体资产仅７０００元，村民曾经饿得把埋掉的病猪挖出来果腹。改革开放让这里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杀出一条血路”，这片土地从此苏醒了！今天的南岭村，已成为鸟语花香、高楼林立的现代化社区，集体资产超过１６亿元，人均年收入１５万元。但南岭村民最骄傲的是，小小一个村庄，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南岭村村民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来此考察的江泽民同志，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思索，与当地党员干部交流，共同探讨新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这个现实而重大的课题。正是在这次南方之行中，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２００３年４月，正是“非典”肆虐之际，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南岭村。１９９４年，胡锦涛同志第一次来南岭村时，村里每个老人每月补贴只有１５０元。这一次来，村党支部书记张育彪汇报说，老人补贴已涨到每人每月１５００元。胡锦涛同志称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在南岭村，党的总书记与村支部书记亲切交流党的建设，此时的胡锦涛总书记正在思考新形势下我国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胡锦涛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１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提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张育彪是土生土长的南岭村人，他为家乡也为自己庆幸：没有错过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且在这个伟大时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得益于‘发展就是硬道理’，打开了思想的枷锁，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十年时间，让村民吃上饱饭、住上新房；世纪之交，党从中国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让我们认识到基层党组织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建设和维护群众根本利益方面的巨大作用，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建成了一大批文化设施，全村面貌焕然一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发展观让我们认识到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从‘靠土地吃饭’变成‘靠头脑吃饭’，大力发展教育，推动环保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张育彪说。
这位党的基层支部书记用诗一样的语言概括：“南岭村的实践表明，火热的社会生活是党的理论之树汲取成长动力的宝贵源泉！”
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说，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２０１１年，中国共产党诞生９０周年，苏共亡党２０周年。历史的光荣与沉重，并未在回首中远去。
俄罗斯，圣彼得堡，涅瓦河畔。
在阳光和蓝天的映衬下，“阿芙乐尔”号灰蓝色的舰身格外耀眼。这艘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历经百年沧桑的巡洋舰，如今最多的游客来自中国。
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心灵之旅。
“阿芙乐尔”号博物馆负责人、退役海军少将马尔季罗相感慨地说：“我为中国感到高兴，中国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按照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及时平稳地调整党和国家的发展政策，用不断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说。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时隔３０多年，邓小平同志的告诫仍然振聋发聩。
今天，我们仍在探索；未来，将继续探索下去。
敢于牺牲的优秀品质——９０年，中国共产党坚定理想信念，保持献身精神，始终是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回望９０年，无数有名或无名甚至没有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清晰面孔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信仰的旗帜下，超越生死，前仆后继。
自革命战争年代，２０００多万烈士为民族献身，其中多数是中国共产党人，绝大多数无名无姓。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上海，在打响武装起义第一枪的南昌，在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的千山万水，在抗日疆场，在解放战场……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巍峨的纪念碑，无名的烈士墓，都铭记着中国共产党人无比壮烈的牺牲。
开国领袖毛泽东，一家有６位烈士：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他们倒下的地方，从南到北，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战场到国外战场。他们中间，很少有人活过３０岁；他们中间，有５人没能等到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敢于牺牲，是因为信仰坚定。
毛泽民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７日被秘密杀害，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才知道他的牺牲经过。
当时，在查获的一大沓敌伪档案卷宗中，发现了敌人对毛泽民的审讯记录，时间是１９４３年５月５日。
问：你表明立场？
答：我是共产党员。
问：你放弃共产党员立场行否？
答：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后来，他被蒙着黑布带进行刑室，刽子手扑上来照头上打一棍，然后用绳索紧勒脖子……
今天，重读这份用毛笔书写的审讯记录，依然能听到共产党人关于信仰的坚定回答，穿越时空，在历史中回响！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刻，在漫漫长夜中，镰刀与锤头组成的图案，迸发出日益璀璨的光芒，像一个巨大的磁极，吸引了无数愿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优秀分子。
１９２７年，自从蒋介石发动“４·１２”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残酷的屠杀，到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的近６万人急剧减少到１万多人。但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仍然有一批热血之士选择了共产党。
贺龙在南昌起义前夕找到共产党，表示：“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共产党对他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委任他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手续很简单。在茂密的丛林中，在昏暗的油灯下，无数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年轻官兵，当他们摩挲着印刷粗糙的《共产党宣言》，凝视着马克思的头像时，双目炯炯，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然后昂然投入血与火，坦然面对流血与死亡。
信仰，究竟有多大的力量？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中国进步青年即使千里徒步也要奔赴的革命圣地；新中国成立之后，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冲破千难万阻也要回归祖国的怀抱。
在今天的深圳罗湖桥，边防战士仍然津津乐道的是，当年，有多少世界一流的中国科学家，走过这座桥，回到祖国：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
每个人回国的经历，都艰难曲折。
钱学森走过罗湖桥，他跪倒在地，热泪长流，随即海外媒体刊登大幅照片进行报道——《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跨过罗湖桥回归红色中国》。
１９５０年，邓稼先回国，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５年，钱学森回国，１９５９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６年，郭永怀回国，１９６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是无数追求进步人士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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