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讲台上”
然而,老天在徐其军的人生道路上设了一个不小的障碍。2002年,满心欢喜准备结婚的徐其军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因长期劳累过度,他患上了肾衰竭,加上未能及时治疗,已并发尿毒症,需要做换肾手术。更为棘手的是,由于先天基因特殊,要找到匹配的肾源难上加难。 “当时医生告诉我还剩三四年时间,我绝望了。自己一个人反锁在屋里,把这些年来的读书笔记、文学作品提纲、发表的文稿、获奖证书都烧了,那时候真的是万念俱灰……”陷入回忆的徐其军眼圈红了,厚厚的镜片上起了一层雾气,“后来……”他背过脸去,忍了好久才正声,“后来觉得躺在家里等死也是这么长时间,倒不如好好教好这三四年的书,我不能让学生刚学英语就因为我的病而耽误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讲台上。” 忍痛与未婚妻解除了婚约,向父母隐瞒了病情,徐其军装作若无其事,回到讲台上。为了控制病情,他每天需要服用7种药物,复查的结果却一次比一次糟糕:听力、视力、记忆力开始下降,头发不断脱落,每天早晨都会呕吐……从家里到学校,步履蹒跚的他需要将近一个小时,放学回家后,早已累得腰酸背痛上不了床。尽管如此,他和其他5名老师一样,一周上19节课,三年级的英文和五年级的英语,一节都没有耽误过。 学生章连明对这样一个场景记忆犹新:那天语文课上,她发现徐老师弓着背,右手扶着腰,用左手在黑板上写字,跟往常有些不一样,只写了几个字衬衫就湿透了。等转过身来,她看见徐老师脸色煞白,刚讲了几句,他就不得不一只手撑着讲台,另一只手抵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突然间一头栽下了讲台。 那一次病发让徐其军不得不住院治疗。手术前,医生让其选择血透还是腹膜透析。相较而言血透的效果会好一些,副作用也小,但是要经常去医院,而腹膜透析可以在家里做,但容易感染。徐其军果断地选择了后者,为此他还学会了透析,每次透析时将两公斤的药水注入体内,休息一会,就拔掉针管去上课,上完课,再把代谢出的血水放出来。这种非常人能忍受的痛苦,徐其军每天要做两次,这一做就是九年。 “我想快点好起来,尽早回去给孩子们上课” 2011年3月,医院通知徐其军有合适的肾源,并为其成功进行了换肾手术。手术后的他,身体消瘦,面色灰暗,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脸上满是痘痘,但是精神很好。徐其军的妹妹告诉记者,医生让他至少要休息半年才能去学校,可是他一刻也不想闲着,“有时候在家练练字,但是手抖得厉害,他担心自己给孩子们上课时拿不起粉笔来。” 在妹妹家养病,徐其军“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年4月23日,得知教过的几个学生要参加初三英语考试,徐其军偷偷地乘车来到竹镇民族中学给学生们鼓劲。他的学生章宁说,“当时徐老师戴着大大的口罩,挨个儿跟我们讲解注意事项,进入考场时还冲我们做了一个要自信的手势,”章宁的眼泪扑簌扑簌地落下来,“徐老师总是这样,一心只想着我们这些学生……”她掏出手机,翻出一条徐老师发给她的短信:“面对中考要淡定,方能处事不惊,这样才能成功”。 当记者问起徐其军现在的愿望,他这样回答,“我想快点好起来,尽早回去给孩子们上课。”朴实的话语却充满浓浓的感情,“毕业那会儿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老师能改变很多事,现在看来,我能真正做好一个合格的小学教师就不错了。”听了他的话,记者不由眼圈儿一热:“徐老师您做到这样不仅仅是‘合格’,更应该是‘优秀’。” 徐其军摇摇头,特别强调了“合格”两个字,“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只能倾我所能做到最好。像我们这边山里的孩子,父母大都在外打工,本身学习条件就不如城里的孩子,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们多一点关心,多一点呵护,让他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许身孺子平生愿,三尺讲台写春秋”,也许正是这样的信念,让徐其军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感人肺腑的教师之歌。 本报记者 郑晋鸣 本报通讯员 张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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